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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阅读 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

时间:2021-04-01 10:23 作者:admin 点击:

  那么,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恰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因为威尼斯犹如圣彼得堡这个梦境的拓片,布罗茨基恍然置身于和圣彼得堡相似的环境,可以远距离地谈论圣彼得堡,可以和老友一起回忆它的种种细节,却不会毁坏那个美妙又纤弱的梦。

  “这座城市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博物馆,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件艺术品,是我们这个物种所创作的最伟大的杰作。”这句线年年底出版的自传性散文《水印》,这部作品是布罗茨基为他所钟爱的城市威尼斯创作的一部文字肖像,《水印》的文字有着浓郁的诗意的敏感,可谓从方方面面道尽了布罗茨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布罗茨基别的书一样,这本柔情之书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读者,其中有一位读者身份有点特殊,她叫伊莲娜亚科维奇,在1990年代初期她是俄罗斯文化部长叶夫根尼西多罗夫的新闻秘书。

  通过布罗茨基的老朋友莱茵,亚科维奇和身在纽约的诗人取得联系,并在电话交谈中提出是否可以给布罗茨基拍一部纪录片,布罗茨基客客气气地答道:“啊,看看吧……”显然,是要拒绝。但亚科维奇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在去布罗茨基朋友莱茵处取材料时,又向莱茵提出这一建议,莱茵显然兴致颇高,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莱茵的参与,使得这一设想成为可能。他们甚至没有怀疑过布罗茨基自己是否同意,“而直接讨论起该在哪儿拍摄。我们一致决定,就定在威尼斯——那里很美,而且布罗茨基还写了一部随笔集《水印》,这就是现成的纪录片脚本嘛。”是啊,布罗茨基怎么会拒绝在自己最喜欢的城市,一边漫步着欣赏威尼斯绝美的风景,一边和自己的老朋友回忆往事呢?

  不出所料,1993年11月,“我们与布罗茨基在威尼斯拍摄纪录片,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这部纪录片名叫《与布罗茨基一起漫步》,片子拍的很顺利,也颇为成功,在1995年5月24日(布罗茨基最后一个生日)获得了首届“电视太空“职业电视奖。《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一书是那次拍摄过程的完整文字资料汇编,既包括布罗茨基在纪录片中的谈话记录,也包括摄影机关闭之后,录音机录下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布罗茨基未曾公布过的最后的谈话,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

  纪录片拍摄地威尼斯美轮美奂的风景给纪录片本身增添了浪漫的情调,但是亚科维奇很清楚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布罗茨基对于威尼斯的亲近感,会使他在漫步中更加轻松自在,更愿意开口说话——说什么呢?说什么都好,这可是这位享誉世界的诗人离开故国二十一年后第一次在摄像机前用俄语谈论他所热爱的文学、音乐和艺术。当然在拍摄过程中,亚科维奇也会很巧妙地将话题转向俄罗斯当下的政治,以及布罗茨基过去的经历。尽管亚科维奇对这些兴趣要大一些,但她也需要尊重这位诗人骄傲的个性,在伴随漫步的漫谈中,话题变得非常开放,而愉悦的谈话气氛则会产生更多有趣的话题和观点。

  众所周知,布罗茨基曾两次成为世界新闻的中心人物,一次是1987年,由于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另一次是1964年,年轻的布罗茨基被苏联法庭指控“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以罪名“社会寄生虫”,被判服苦役五年。这一荒唐的案件,当时在苏联内外都引发广泛的强烈抗议。亚科维奇之所以会和布罗茨基取得联系,正是因为她看到了两份苏联政府解禁的布罗茨基档案材料:一份是1964年至1965年的,涉及在自己国家内部“审判布罗茨基在创作知识分子中引发的各种曲解”。另一份是1987年的,是党的领导干部们关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通信记录,他们当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获奖。

  亚科维奇很清楚这两份档案的史料价值,而且那也是她和布罗茨基取得联系,并动念拍摄纪录片的缘起,因此在《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第一章以整章篇幅予以详细介绍。在第一份档案中,记录了当时不少苏联作家和艺术家——楚科夫斯卡亚、奥尔洛娃、马尔夏克、肖斯塔科维奇等——对布罗茨基的声援,把对布罗茨基的审判视作“人所公知的专制宿疾的可悲复发”。引起我特别兴趣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解冻派代表诗人叶夫图申科的态度,他认为对布罗茨基的审判散发着法西斯气息,是对法制的破坏。在所罗门沃尔科夫所作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对于叶夫图申科等诗人左倾的政治态度是颇有微词的。可能是因为有切肤之痛,和许多优秀诗人在艺术上持较为包容的态度不同,布罗茨基心中有一把严厉的政治正确的标尺,换言之,他对所有诗人都没有好感,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对于1960年代在苏联很活跃的“解冻派”诗人群体,他只对女诗人阿赫马杜琳娜评价很高。不过这份档案显示,至少在布罗茨基案件上,叶夫图申科倒是站在了更宽泛的政治正确的这一边。

  在这份档案中,有一封萨特的信颇为惹眼,是萨特就布罗茨基案件写给党的高官米高扬的私人信件,亚科维奇在书中全文录入,其中提到:“我很想告知您,反苏报刊利用这个事件展开浩大攻势,将这个意外事件归作苏联法制的典型案例。他们甚至指责政府敌视知识分子,执行反犹主义。——我们的苏联朋友向我们保证,最高执法机关的注意力指向布罗茨基案件纯属偶然,法庭的判决会非常审慎。遗憾的是,时间过去了,我们却得知此事毫无进展。”正如亚科维奇评论的那样,这封信的态度十分谦恭,深谙高层政治法则,通晓外交辞令,令我们意外地对萨特油滑的一面有了很直观的认识。但是萨特毕竟在信的末尾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国家上面,请保护一下这位还十分年轻的诗人,他已经是——或者必将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这封信显然发挥了作用,信写于1964年8月17日,9月布罗茨基就被释放了,从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回到了列宁格勒。

  亚科维奇也摘录了第二份档案中的部分内容,总的来说,苏联当局对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颇为恼火:“西方宣传部门将布罗茨基描绘成‘在苏联遭受媒体迫害的俄罗斯优秀诗人,他被判刑,被关进牢狱,遭受流放,并被迫离开祖国’,与此同时,却将他的出生地列宁格勒说成是‘极权主义的摇篮’,他本人则是‘与诗歌对立的象征。’”而党的公开态度则是保持缄默,等待布罗茨基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现在我们知道,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已成经典,他确实论及了文学和国家(或者说)的关系,但是在更高意义上的:“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者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作为一个骄傲的诗人,布罗茨基一直避免将自己的文字变成简单的控诉的工具,综观他的全部文字,你根本找不到他年轻时在苏联北方服苦役的记录——他不屑于那样做,他不想展示自己的伤口,他认为那是一种低下的文学品格。只是在沃尔科夫对他做的长篇访谈中,在沃尔科夫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起残暴的国家机器对于一个诗人惨无人道的折磨——给他强行注射镇静剂,半夜被粗暴叫醒,拉他去冲冷水浴,然后用湿浴巾把他包紧,再将他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

  因此当亚科维奇最初和布罗茨基联系上,问他对那两份和他有关的刚解禁的档案如何看,布罗茨基的回应符合他对自己遭受虐待的往事的一贯缄默的态度。布罗茨基在电话里礼貌地回复说,他能做出的唯一评述就是,这不值得任何评述。当时苏联刚解体不久,所以布罗茨基又补充了几句:“这一切之所以轰然倒塌,就是因为高官们都在做无谓的琐事。为此,我既不打算惊奇骇怪,也不打算幸灾乐祸,更不要说义愤填膺了。”的确,这是对最彻底的轻蔑,同时也保证了他的文字不会在声嘶力竭的控诉中降低品格。

  因为同样的原因,当1993年11月,亚科维奇在威尼斯和布罗茨基漫步着拍摄纪录片时,他们的话题是从轻松的观光游览开始的。从《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一书中记录的拍摄时期的谈话看,整个拍摄过程轻松愉快,老朋友莱茵的加入让布罗茨基兴致更高,很多时候布罗茨基充当着导游的角色,他兴致勃勃给大家介绍威尼斯的历史,介绍安康圣母教堂、圣约安教堂、圣米凯莱岛、威尼斯的兵工厂;介绍威尼斯的音乐家维瓦尔第以及意大利众多优秀的画家和建筑师。这些无疑给纪录片也给这本书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有一次,他甚至突然对亚科维奇他们说:“你们要是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就好了——带着俄罗斯人游览意大利。”一向以冷峻著称的布罗茨基居然有如此外露的情感表达,这足以说明他在拍摄期间是何等愉悦。

  我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但是从《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这本书里,可以清晰感觉到在威尼斯美妙的桨声灯影里,布罗茨基步履的轻快。不过,我马上要强调的是,这部片子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别于其他众多有关威尼斯的风光片,正是因为布罗茨基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作为一种潜在的氛围,它给这部貌似轻松愉悦的片子奠定了厚重的——如果不能说是悲壮——底色。布罗茨基的品味毋庸置疑,从他口中道出的威尼斯历史和众多文化人物,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很自然对于布罗茨基口中的俄罗斯更感兴趣一些,而这不也正是亚科维奇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吗?

  有老朋友莱茵在,布罗茨基不可能不谈到过去,不可能不谈起他的故乡圣彼得堡。书中有个细节很打动我:在大运河岸边的露天咖啡馆,布罗茨基和莱茵终于谈起他的故乡,“在数小时之内‘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互相抢着朗诵关于圣彼得堡的诗句”。其时,布罗茨基离开故乡已经二十一年,而且他也为自己的传记设定了“不再返回”的结局,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和莱茵想象重返圣彼得堡的情景——首先要去哪里(从瑞典乘轮船去,直接到瓦西里岛博利绍伊大街那儿的海湾),而他回乡时的行头则是“穿着考究但已揉皱的雨衣,头戴一顶布尔萨林诺礼帽,嘴里叼着不变的美利特牌雪茄”。——思乡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所以当亚科维奇问布罗茨基是否怀念圣彼得堡时,布罗茨基答道:“非常想,经常想。”问题是,那已经是另一个国家,另一座城市,很多人他也不再认识。布罗茨基继续说:“每当谈及故乡,我经常语无伦次。”

  的确,从他滔滔不绝的语速中,我们能感受到布罗茨基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决定不再重返的绝决。悖论的是,后者恰恰是前者怀念之深的证明,就像布罗茨基自己说的那样:“那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些年轻人,那里已经属于你们这一代人了——我对现实不感兴趣,不太感兴趣,对未来也不太感兴趣。我珍视我曾经爱过的和正在爱着的,也将带着这种感情长眠于地下。”显然,对于布罗茨基来说,年少时在圣彼得堡的经历弥足珍贵,他宁愿将它像一个完美的梦境一样守护着,而不让“重返”的杂质对它造成可能的丝毫伤害。那么,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恰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因为威尼斯犹如圣彼得堡这个梦境的拓片,布罗茨基恍然置身于和圣彼得堡相似的环境,可以远距离地谈论圣彼得堡,可以和老友一起回忆它的种种细节,却不会毁坏那个美妙又纤弱的梦,“这是帝国领土上最好的东西。圣彼得堡就是我希望国家未来成为的那个样子。”

  事实证明,亚科维奇把拍摄地定在威尼斯非常正确,布罗茨基喜欢威尼斯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这里很像他的故乡圣彼得堡,事实上,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决定在荒凉的涅瓦河口建造一座城市时,他心里的蓝图正是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这样的水上都市。而一再把布罗茨基吸引到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两者的相似性,比如布罗茨基自己也说,他总是冬天来到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冬天的荒凉和严酷更容易让他想起圣彼得堡,作为一个更高纬度的城市,圣彼得堡不可能有威尼斯夏天那样的明亮、闷热和喧嚣。在随笔集《水印》中,布罗茨基甚至夸张地说:“总之,我将永远不会在夏天来到这里,哪怕是在枪口的威胁下也不来。”他不忍目睹故乡之梦被一群群穿短裤T恤的游客的喧闹毁掉。

  顺着布罗茨基心中升腾的思乡之情,亚科维奇很自然地将话题转向了更广阔的俄罗斯和布罗茨基早年被迫害的经历。在布罗茨基谈兴正浓的时候,亚科维奇询问他对当下转型期俄罗斯的看法,布罗茨基坦率作答:“你们问一个已经在国外生活了二十一年的人。从理论上讲,你们甚至不应该问他,因为按照俄国的传统,他没有权利谈论这些东西。”还好,这不是电话交谈,否则布罗茨基就该撂下电话了。还好,这是在他喜爱的威尼斯,通过几天的交流拍摄,布罗茨基和亚科维奇已经建立起某种信任感,因此他继续往下说:“这百年来,俄罗斯人承受了任何一个居住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民族都不曾承受过的命运。我们看见了绝对赤裸的、真正赤裸的生命体。我们被脱净,被扒光,被示众,被置于极端的严寒中。我认为,结果不应当是彼此嘲讽,而应是相互同情。”和布罗茨基一贯的态度一样,在这个纪录片中,他也敏感地使自己避免成为急于控诉的受害者(事实上他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而是从更高更超然的态度谈论彼时发生在俄罗斯的种种巨大的变化。在我看来,这正是品格高尚的标志——从前他不屑于充当为一己的苦难控诉的受害者,如今那个迫害他的政治怪物分崩离析之时,他也不屑于去落井下石,踏上一只脚。此时,布罗茨基反而强调的是“彼此同情”,尽管他马上不无遗憾地补充道:“然而,这个我未曾见到。我既没有在政治生活中见过同情,也未在文化中感受到——因为那些文化人,他或多或少是个机智的人,是喜欢挖苦讥笑的人。这让我非常不喜欢。”

  从布罗茨基的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以善意的眼光打量世界的诗人,尽管他也曾经以极大的勇气抵抗专制的压迫。在我看来,这是一体两面,诗人的骄傲和对世界之爱都使他不屑于持有“安全”的观点——哪怕是“安全”的控诉。他总是从少数人的观点思考事物,从更博大的爱的维度拥抱事物。在一个纷乱的变迁的时代,布罗茨基重视的东西也许是弥合分歧的唯一机会:“似乎从未有人对他们说过,必须理解与爱所有人,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这掷地有声的语句,大概算得上是诗人所信仰的唯一宗教吧。

  从圣彼得堡到俄罗斯,话题在故国的上空盘旋,布罗茨基很自然地谈起他早年的经历(尽管抹去了被迫害的背景):“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开始在北方生活,在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我非常不喜欢它——在早晨,早晨6点,天气很不好,冬季,严寒。而如果在秋天,那甚至会更糟。你走出家门,穿着靴子、棉袄,去村苏维埃拿全天的派工单。你穿过这片田野,走没膝深的——什么都可能有。”布罗茨基在磕磕绊绊地回忆着,亚科维奇、莱茵都在一旁沉默静听,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布罗茨基是在说些什么——是的,那是苦难在诗人嘴里的另一种表达。

  在布罗茨基这段近乎“语无伦次”的回忆之后,亚科维奇也以回忆的笔触描写了1993年春天,专程造访布罗茨基当年的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诺连斯卡亚村的情景,在那年早些时候,1993年1月布罗茨基已经在纽约病逝,因此亚科维奇对这一俄罗斯北方边地的造访有一种庄重的祭奠的意味。“布罗茨基看到的诺连斯卡亚曾经是一个大村庄,有俱乐部、邮局、茶馆和图书馆。当我们抵达时,这里仅仅剩下十来座还像点样子的原木屋。——那时这里住着五位老太太,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位奇怪的房客。到2012年,报道里说,整个诺连斯卡亚村只剩下一个人了。”这座村庄似乎慢慢沦为布罗茨基的陪葬品,它们消逝于一片虚空和沼泽之中。所幸,亚科维奇1993年的造访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痕迹。在佩斯捷列娃家糊着报纸的房间里,“他用军用水壶在煤油气炉上煮过咖啡,在烛光下写过诗——当时还没有电灯——‘我的蜡烛放射着昏暗的光’。”一个1993年还健在的村民老太太日丹诺娃回忆了布罗茨基给她们拍照片的情景,她还记得布罗茨基对她说:“人们还会想起我的。”而日丹诺娃则满腹狐疑:“哦,怎么回事呀,一个流放犯,还要想他吗?于是我说:‘也许吧,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而日丹诺娃的另一段话,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亚科维奇的心声,所以她把这段话也记在了书中:“当我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我叹了一口气,脑袋疼了起来。我说:‘愿你早升天国,名垂千古。约瑟夫。你白受苦了,白受苦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想起他来呀?”

  对于《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这本书,这段描述是个插曲,但也恰恰表明亚科维奇拍摄纪录片和编撰此书的用心所在。是啊,有关威尼斯的风光和历史,任何一部旅行文学都可能记载地更详尽,但是当布罗茨基站在圣马可广场上或是坐在“弗洛里安”咖啡馆里,这座城市似乎拥有了一个活的灵魂。而且这个灵魂还有一个长长的影子,从威尼斯一直拖到圣彼得堡,拖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诺连斯卡亚村。

  和所有愉快的交谈一样,纪录片里的话题是随机和跳跃的。在书中某一处布罗茨基突然对亚科维奇他们说道:“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最有趣的不在这里,而在你们背后。圣米凯莱墓地就在那儿,在那儿安息着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这条运河就通向圣米凯莱岛。运河流向哪儿,斯特拉文斯基便去向哪儿。”而在书的开首章节,仿佛为了定下全书表面活泼愉悦实则哀婉悲伤的基调,亚科维奇特意描写了和布罗茨基在参观圣马可广场教堂时偶遇送葬船的经历。布罗茨基告诫他们:“不要摄像,那里在安葬”,紧接着又说:“走吧。”然后他们就跟着送葬队伍走开了。湖面上飘荡着两艘汽艇,灵柩被放置在一艘汽艇上面,被撒上鲜花,亲人们则坐在另一艘汽艇上。“它们驶向‘墓地岛’的红色砖墙——圣米凯莱公墓。”圣米凯莱公墓在书中出现了若干次,仿佛是死亡间歇性的垂视。尽管,亚科维奇有一种预感,因为布罗茨基在拍摄期间频频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片,而且还有一次因为胸口疼而改变了拍摄计划,但他们谁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多一点,布罗茨基就因心脏病去世,而且最终被埋葬在他热爱的威尼斯,埋葬在他口中有趣又美丽的圣米凯莱岛,和伟大的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的墓地为邻——是啊,运河流向哪儿,布罗茨基便去向哪儿。

  布罗茨基是卓越的诗人,可以想象在拍摄期间,他的嘴里翻飞着多少美妙的诗句——巴拉丁斯基的,普希金的,维亚泽姆斯基的,蒙塔莱的,阿赫玛托娃的,茨维塔耶娃的。在拍摄的第三天,在布罗茨基亲自选定的圣芳汀学院——那是一座用白色的伊斯特拉岩石建造于17世纪的房屋——里,他坐在蒙着紫红色台布的桌子旁,显得很激动,显然是因为某些往事——1973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强行驱逐出境不到一年,他曾在这间房子里朗诵过——而挑动了诗情,布罗茨基开始在大厅里朗诵自己的诗篇:

  读完,布罗茨基意犹未尽,向亚科维奇说:“我能再读一首吗?它在这里显得很应景。”的确,回忆和气氛是诗歌最主要的助产士,当诗句跃上诗人的舌尖,诗人就是缪斯附体的圣徒。在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的过程中,我们有幸一再看到这一情景。在书的并非可有可无的一章《可有可无的一章》中,亚科维奇记下了布罗茨基许多零碎的箴言般的语句,其中有布罗茨基随口念出的他热爱的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几句诗,我不知道这些诗句出自茨维塔耶娃哪首诗,但它们确实非常美妙,仿佛是布罗茨基在威尼斯向我们做出的永恒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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